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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言無忌 陶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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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知”鸡棚  

2013-03-24 23:43:5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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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國大陸今年流行一個聽來相當「核突」的名詞,叫做「公知」。
  中國人流行簡稱。像「人流」是「人工流產」的簡寫。「空調」是「空氣調節」之簡稱。「調研」是「調查研究」的簡稱。而所謂「梁班子」就是「梁振英領導班子的簡稱」。中國人把自己的文字搞得愈來愈醜陋,像一般人的面貌與嗜好,此亦一大異數。
  而所謂「公知」也就是「公共知識分子」之稱了。這個名詞很好笑:第一,「公知」與「工資」同音,這個名詞以口頭直播就能把頭腦簡單的中國農民聽得「一嚿雲」。「中國的公知不太多」,這是指中國如羅素、杜金思( Richard Dawkins)、費格森( Niall Ferguson)之類的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知識專家太少呢,還是「做又三十六、唔做又三十六」的民工人民幣工資太低?
  有所謂「公知」,自然有「母知」了。還是既有「公知」也就有「私知」?使用語文的人,都知道行文要避免曖昧。中國現代文字處處曖昧,難怪這個民族的腦袋退化成一團膠漿。
  假設「公知」的定義是「公共知識分子」,而那個「公」不是公雞母雞之性別稱謂,那麼更大的問題來了:這個民族有過「公知」嗎?
  中國真正有「公共知識分子」的年代,只在春秋戰國。孔子是魯國人,在本國不受重用,即乘桴浮於海。後來的商鞅、蘇秦、張儀在中國分裂的時候,可以「東家唔打打西家」,離開衞國去楚國,或從齊國投奔秦國。先秦諸子時代,中國曇花一現的「公共知識分子」,不但對政治有影響,而且還直接塑造了歷史。沒有商鞅的「變法」,何來其後的秦始皇焚書坑儒,與禍延兩千多年的法家暴政?「公知」雖然有孔孟這樣的好人,留下文化遺產,但絕難抵銷商鞅這類混賬王八蛋,為世界——不錯,確是世界,因為毛×東是秦始皇的隔代信徒,而「毛X席」又向越南、柬埔寨、印尼等鄰國散發毛瘟——造成極大的破壞。由此可見,不要以為「公知」就一定是好人,也可以像奶粉一樣,淪為毒粉。
  秦始皇大一統之後,「公知」即刻還原為士大夫。屈原之下,到了諸葛亮,中國的古代「公知」已經沒有了蘇秦、韓非、張良那樣的豪氣與自信,而是自矮一截,哭哭啼啼變成君主家族的奴臣。自此之下,凡兩千年,一直到中華民國時代的胡適、王雲五、陳布雷,受到教育的知識中國人,從來沒有恢復過春秋戰國時完整而自信的人格。
  「知識分子」一詞來自西方,最早是沙俄,這一點許多人都知道。西方「知識分子」本來就無所謂公知、私知。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公共的:加俐略、哥伯尼、達文西,有沒有帝王,知識分子都獨立成家。然後是伏爾泰、盧梭、孟德斯鳩,即使在相對獨裁的路易十四時代,知識分子也不必看君王的面色,一貫另得風流。西方文明國家的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,最多只是加入為公務員,成為總統或首相的專家。
  四十年代美國的漢學家費正清、謝偉思、司徒雷登,是「公知」還是「私知」呢,真是狗屁不通的問題。今天英語世界兩大歷史學家:費格森和羅弼時( Andrew Roberts)縱橫於大西洋兩岸,在著名學府演講,有時私下參與決策,但不從屬那個政黨。他們鑑古知今,在報刊就許多政客短視而未能見的危機高瞻遠矚提出警告,這些知識分子從來未曾官拜什麼「人大」、「政協」、「英國歷史作家協會」理事長,亦未見奧巴馬或首相金馬倫賜食於白宮或唐寧街,然後告訴全世界他是政府的「諍友」,他如何為國家「出謀獻策」,或他的作品,如何「直達奧巴馬書桌上」,受到重視,骨頭輕了三兩。
  西方文明國家的知識分子,到底如何「定位」,是中國人永遠不可能明白的問題。胡適在美國留學,對西方知識分子的風格地位頓悟最高,回到他的中國,遇上蔣中正,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蔣總統已經是胸襟廣闊的領袖,極尊重讀書人。民國《大公報》主筆張季孿,時時抨擊政府抗日不力,蔣介石並無把他關起來,反數度邀請張主筆上廬山,耐心解釋為何赤共問題未解決,暫不能向日本動干戈。蔣介石已經有極大的耐性和風度,但胡適不知審時度勢,竟然在最惡劣的時機要求開放兩黨議會民主。這種書生理想論政,聽在軍人出身、心知國家形勢惡劣的蔣介石耳中,自然覺得幼稚。
  胡適雖然是最有西方文明氣味的知識分子,在這個節骨眼上卻難免回到他的中國基因。五十年代,胡適一直要求蔣介石放棄戒嚴,容許他的朋友雷震另組中國民主黨。胡適背後有美國支持。美國民主黨政府自杜魯門之後,覺得老蔣是一名中國帝王,想扶植美國軍校背景的孫立人取而代之。胡適想做「公共知識分子」,卻又「公共」得「唔湯唔水」。蔣介石將雷震判處十年大獄,胡適嚇得不敢聲張——如果真是「公共知識分子」,胡適應該學法國的左拉,公開跟老蔣翻臉,在街頭召集民眾,像意大利布魯諾一樣,以身殉知識,為他崇尚的民主理想而犧牲。
  但胡適不敢。這時的胡適又淪為中國的諸葛亮,他只能選擇做縮頭烏龜,苦口婆心,勸了幾句,從此沉默。連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相對最自由的時期,尚且也「公共」不起來,今日的中國大陸,其資訊之封閉,制度之黑腐,即使讀了幾本書,又「公共」得幾分起來?
  大陸六、七十年代,知識分子如沈從文鑽研中國古代服裝,畫家錢松喦改畫革命畫。其他如游國恩、余冠英,埋首於詩經楚辭的研究。在中國,即使你不問政治,想研究《紅樓夢》,俞平伯也因為沒有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賈府的沒落,犯了天條,碰上毛×東對《紅樓夢》自認有三分農民的心得,俞平伯沒有惹政治,中國政治的惡鬼卻敲門把他鎖走。
  大陸沒有知識分子,台灣的一批也不 qualify。香港的錢穆和唐君毅,又豈敢反「港英」?確實有幾個托派,借「保釣」什麼的搞了一通事,這些人知識基礎薄弱,讀幾本西洋邊緣的左書,就以為「博通中外」。因此中國人社會,哪有「知識分子」,何況什麼「公知」。
  但是他們喜歡製造神話,自我麻醉。這是他們的自由。一切不扮高深,但求傳真。香港的普羅大眾,要提防偽學術名詞流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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